12月11日，北京，大风裹挟着寒流吹过大街小巷。13点左右，刚走出地铁磁器口站的刘旭（化名）下意识地缩了下脖子，用眼光快速在周边搜寻可以骑的单车。他找到一辆蓝白色单车，麻利地用手机扫码开锁。骑上单车的他看了一眼被扔在天桥阶梯底下的几辆黄色ofo故障车，叹了口气走了。
去年12月中旬，ofo出现押金难退的现象，当时刘旭也没在意，认为过一段可能就恢复了。让他没想到的是，几乎整整一年之后的现在，他的押金还没有退出来。
今年，当时令进入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一直坚守等待温暖的春天的ofo不时传出略带“寒意”的消息，包括办公场所的再次搬迁、新一轮的人员精简等。如今的小黄车，押金问题悬而未解，创始团队成员也开始各寻出路，创始人戴威很久未公开露面，外界不免产生种种猜测。
如今的ofo依旧表示在努力处理押金问题，创始人戴威也一直在坚守，他曾说过“跪着也要活下去”。戴威的坚持是否值得，尚难定论，不过至少换来了员工的尊重。曾在公司任职的不少员工却对ofo以及戴威本人有很深的感情。
冬季，本来也是共享单车的淡季，夹缝中生存的ofo小黄车，在“搬家”和人员精简后，下一站是哪里？能否走出这个寒冬，等到云消雾散，迎来属于自己明媚而温暖的春天？
ofo创始人戴威。
搬家、减员？ofo准备过冬
ofo又“搬家”了？
最近有消息称，ofo将搬至望京的共享办公场所。新京报记者了解到，ofo新办公场所设在了酒仙桥。
“远点和小点都是相对的，只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选择合适的办公环境而已。很多互联网企业一开始就在酒仙桥，京东还从北辰搬到了亦庄呢！”见证过ofo小黄车起伏的员工简妮（化名）如今已离职，但对ofo小黄车依旧很有感情，她对于ofo数度迁址如此回答。
ofo从创立到现在，曾数次更换办公地址。
2014年戴威与北大校友共同创立ofo。2017年初，公司发展进入快车道，办公场所搬进了中关村的理想国际大厦，这座被视为互联网企业“风水宝地”的办公大楼，曾走出新浪、百度等上市企业，也寄托着ofo人的无限憧憬。
ofo的高光时刻也是2017年，当时两轮融资超过了11.5亿美元，其在理想国际的办公区域也从一个楼层拓展到了三个楼层。
好景不长，2017年底，ofo开始爆发问题，资金压力与日俱增，其在理想国际的办公楼层也开始缩减。
2018年下半年，不堪高额租金与资金压力，ofo搬到了附近的互联网金融中心。这里也成为用户最熟悉的小黄车办公场所，也是媒体探访最多的地方。在互联网金融中心坚持几个月后，2019年9月，有消息称，ofo小黄车搬离了中关村。
除此之外，ofo可能再次精简人员。近期有报道称，年底ofo小黄车将精简超过一半的人员，从现有的200多人减到100多人。
相比办公场所搬迁和减员，最令ofo头疼的恐怕就是押金的问题了。目前，像刘旭一样没有退回押金的用户数量在千万级。
“ofo确实为退还押金做了很多努力，求生欲很强，决心很大。”经历过押金挤兑非常时期的简妮这样说。
但是ofo最近推出的“花式”退押金，引起了大众争议。11月28日，ofo上线“购物返现金”活动，用户购买商品可获返现金额，累计达到一定额度后，可根据返现金额提取“剩余押金”。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占领指出，ofo为了解决押金退还的问题，想出了“购物返押金”等办法，其实是让用户授权同意，转而接受另外一种退押金的方式（并非直接退），事实上已经变更了之前与用户所签订的合同的内容，变更了押金退还的规则，那么，通常情况下需要双方协商一致才可行，用户有拒绝的权利。
在此之前，ofo为押金问题“绞尽脑汁”。去年11月，ofo和PPmoney合作押金理财项目，但因用户反应激烈而终止。之后，ofo小黄车又寻找新出路：99元押金可升级为150金币，金币可用于APP内折扣商城消费。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张建平表示，押金的存在是为了保障用户在使用自行车的时候，合理、非破坏的使用，如果用户满足条件，把自行车完好归还给共享平台的时候，平台应该按照用户要求退还押金。张建平称，ofo用户可以尝试集体诉讼或者公益诉讼的方式，要回押金。
戴威：当初创立ofo是“为了面子”
时间退回到2014年，出于对自行车的热爱，戴威与四位北大校友薛鼎、张巳丁、于信、杨品杰创立了ofo小黄车。这一度成为当时校园创业的佳话。
次年，在光华管理学院212教室的双学位课堂上，接近ofo创业团队的吴华（化名）知道了这个叫做“ofo共享单车”的校园创业项目。那年盛夏，北大的校园因为创业的热潮而更加喧哗。彼时正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响亮的时候，共享经济正在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学生创业中，诸如共享电动车、共享电池的项目也是层出不穷。看完这个共享单车的案例，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番，最后主导的观点认为，这行不通。因为在北大的校园里，“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吴华回忆道。
ofo的创始人戴威出生于1991年，是吴华的同龄人。他长着一张好学生的脸：五官周正，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照片里不苟言笑。本科四年里，他丢了五辆自行车。这个“痛点”让他相信，共享单车或许是个好主意。他和一起创业的伙伴们甚至“隐约地觉得这个东西未来全球会流行”。但戴威的心里也不是很有底。他之前做过的两个创业项目——刷夜咖啡馆和定制骑行，都先后夭折了。
ofo发布于2015年6月的启动宣言，吴华也看到了。戴威和他的小伙伴们在文章的结尾十分豪迈地写下了一句话：“一百多年来，有很多北大人改变了北大，也改变了世界。这一次，该轮到你了！”
就这样，戴威带着从各处借来600万资金，踏上了ofo的创业冒险之旅。幸运的是，没过多久，ofo的业务就铺到了北京的五所高校，日订单量达到了两万笔。2016年1月，从金沙江创投的办公室走出来，戴威和他的伙伴张巳丁站在国贸三期的地下一层搜索了朱啸虎的名字，然后决定接受对方提出的A轮融资。
2018年3月，北京街头的ofo单车。
2016年上半年，有了资本“弹药”的ofo开始大举进军各大高校，不少在校大学生也成为平台入校的管理者。在中部地区某高校读大三的小杨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还是挺幸运的，负责学校的运维管理。”当时ofo小黄车处于如日中天的快速发展阶段，毕业后，小杨顺利加入了所在城市的分公司。
“横向来看，这个团队本身已经足够优秀了。”吴华这样向新京报记者评价ofo的创始团队，“一批初出茅庐的北大人做这种事情，能做到这么大这么快，甚至还真正的跑了那么两年，真是很不容易了。”
然而，戴威曾在访谈中坦承，自己创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面子”。此时的戴威或许不知道，在这个路口的后面，他将会怎样狂奔，跌倒和丢“面子”。
资本裹挟下，ofo“一路狂奔”
ofo业务持续增长，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不过随着资本一起来敲门的，还有发展观念的分歧。融资进入B轮时，腾讯投资合伙人夏荛表示了意向，前提是ofo走出校园，进入城市。但是戴威认为，校园是ofo最擅长的地方，他想用两年的时间，占领2000所大学的市场。双方没有谈拢。一个月后，腾讯宣布投资摩拜单车。
错失进城的先机，被许多人认为是ofo最终命运的伏笔。不过，同为创业者的吴华，对戴威的想法更能感同身受一些。他还记得在那天的课堂上，ofo的早期员工分享了共享单车的财务模型。在校园这样封闭的环境中，ofo财务模型是能走得通的。运营成本主要来自校内人流的潮汐运动，是很容易算清楚的一笔账。然而一旦进入社会场景，要在巨大的城市里调配单车，初始的商业模型就不成立了。成本成了无底洞，事情麻烦起来。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被资本开始裹挟着开始往前跑了。”吴华说道。因为投资了滴滴而“封神”的朱啸虎成了共享经济的鼓吹手，ofo的非正式发言人。为了维护ofo，他甚至在朋友圈里与马化腾公开互呛，并高调宣布：共享单车的战场将会在“三个月结束战斗”。
各路资本纷纷望风而动，只为了能在ofo融资中占据一席之地。“如果你人不在北京，基本上就投不进去了。”元璟资本合伙人刘毅然回忆ofo融资情景时说道。他们都怀抱着数字时代的新潮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用户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需求是可以被创造的。”
持续涌入的投资已经让戴威应接不暇。砸钱投放，补贴拉新，成为第一，吞并第二，资本退出——这是互联网时代的独角兽剧本。免押金、撒红包、一元月卡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一经采用便会被对手跟进，残酷的烧钱大战开始了。
公开数据显示，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7月的十个月里，ofo先后进行了四轮融资，总额度超过88.9亿人民币。在此期间，在2017年初的ofo年会上，戴威表现得颇为“春风得意”，他奖励前三号员工纪拓一辆牧马人，授予前五号员工陈正江期权100万；酒至酣处，现场有员工背诵出《滕王阁序》，戴威随手奖励他一万元。直到夜里一两点，戴威还在微信群、QQ群、钉钉群里轮番发红包。
年会上的这些欢庆举动，后来都成为ofo作风松散、管理粗放的旁证，成为ofo日后走下坡路的预言。但吴华认为这种评判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
作为2017年几乎唯一亮眼的行业，共享单车成为巨头争夺的“斯大林格勒”。低成本的ofo和重体验的摩拜成为跑在最前面的两位选手，也寄托着各自身后的投资人吃掉对方、实现盈利的强烈愿望。刚刚在出行领域主演过这样一部大片的滴滴从C轮开始进入ofo，并持续加码。2017年7月，程维还从滴滴派来付强这样的得力干将，手把手地教他们进行这场单车战争。此前一个月，一直处于追赶状态的ofo终于实现了反超，10月，更是冲上3200万单的流量顶峰。
很难说，这种火箭蹿升式的发展，是戴威一个人的蒙眼狂奔，还是资本一手吹起来的巨大肥皂泡。但无论如何，它都标志着更高的估值，更多的融资，以及在可能的合并中更加优势的地位。
缺钱拖垮ofo，戴威苦撑
然而等在戴威前面的，却并不是剧本里写好的故事。合并失败了。在资本市场从深秋转向寒冬的当口，没有自我造血能力的共享单车突然就陷入了神话祛魅的尴尬。
对于戴威来说，更糟糕的是，2017年底，已经掌握了ofo市场、财务等核心部门的滴滴，撤走了团队全部人员，成立青桔单车，收购小蓝单车，高价从ofo挖人……同时，ofo包括挪用押金、内部腐败、财务混乱等诸多管理问题被准确地曝光出来。
2019年10月，ofo北京的运维人员在摆放单车。
在许多报道中，戴威被描述为把自己的权益凌驾于投资人之上的狂妄创始人，是个抓住糖果不肯撒手的孩子。像“资本要尊重创业者的理想”这样的喊话，也被认为是不懂江湖规矩、打破行业底线的偏执。
ofo职员科科（化名）还记得与滴滴的那段蜜月期。“‘爸爸’来了，‘大腿’来了。”他告诉记者。滴滴的确给公司带来了更为规范的管理，更多的资源支持，但是随着合作的深入，他们很快发现，“他们要得太多了。”
“创始人想要把控公司的独立运营权，这难道有错吗？”戴威的一个支持者反问记者。与戴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摩拜的创始人胡玮炜。合并失败不到半年，2018年4月，与腾讯关系密切的美团向摩拜发起收购要约。
戴威偏偏不认输。早期融资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得很低，觉得资本方“能投钱就是恩德。”但经过多轮博弈与冲突之后，他终于明白，“这是对公司的不负责任，是一种弱势。”与滴滴失和后，戴威一边寻求阿里的帮助，一边开始了近乎无头苍蝇般的开源节流。视频广告、车身广告、取消免押金政策，退出海外市场……每个动作都会占据新闻头条，大家惊呼：ofo没钱了！
后来，戴威只能通过动产抵押的形式从阿里借钱续命。2018年底，上千万用户开始挤兑押金，ofo的现金流更加捉襟见肘。他一改此前沉默应对负面消息的做法，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发内部信。在承认“没能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后，他号召，“不逃避，勇敢活下去，为我们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为每一个支持过我们的用户负责。”
在吴华看来，戴威的苦苦支撑也许算不上英雄主义，但多少带着些悲情色彩。从在商言商的角度讲，这个时候应该接受行业的洗牌：“美国次贷危机都救不了，凭什么一个公司要立着？”
而简妮则认为戴威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很有魄力，对人也很好”，“从ofo出现问题，我其实个人更愿意相信他能带着公司走向更好，无奈变数太多。”
新京报记者接触不少ofo的前员工，均表达了对ofo的感情。有员工表示，在ofo最难的时刻，戴威对员工还比较厚道，薪资水平并没有降低和克扣。
ofo下一站：复活还是毁灭
面对强势的外部资本，创始团队手中的武器实在少得可怜。“这种无力感是你再多做任何努力都解决不了的。”吴华有些唏嘘地说，阿里、腾讯这样的“两超”和美团、滴滴这样的“多强”不断地切分到一些具体的细分领域，整合行业资源，蚕食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资源越发集中的环境对创业越来越不友好，新兴起的互联网力量能跟巨头叫板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共享单车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这就意味着，它毫无护城河可言。而戴威犯的主要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与巨头议价的能力。阿里可以一边拨付ofo的动产抵押贷款，一边通过支付宝的通道打造起全新的哈罗单车。
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在巨头的碰撞中，ofo只是布局上的一块小小的拼图，是一个随时可以牺牲掉的代价。而戴威面对资本的步步紧逼，选择了玉石俱焚的方式，让ofo的困局失去了体面收场的机会。
2018年9月，美团抢滩港股的招股书显示，摩拜在4月4日到4月30日的26天时间里，总计净亏损为4.07亿元，相当于每天净亏损1565万人民币。共享单车烧钱的剧烈程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直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此后，美团将不再单独列出摩拜的运营数据。
一般的人可能无法体会，每天净亏损1565万元是什么感觉，也无法体会戴威在ofo经历的那些关口上，是怎样的惊心动魄。
公司由盛转衰，经营压力与日俱增，创始团队也开始出现不同想法。戴威与薛鼎、张巳丁、于信、杨品杰因自行车结缘，也因自行车分道扬镳。
2019年1月17日，企查查工商信息显示，戴威名下公司北京拜克洛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变动，股东张巳丁、薛鼎退出，两人历史持股均为10%；新增股东杨品杰，承接张巳丁与薛鼎的股份。此外，戴威持股70%，于信持股10%。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截至今年1月17日，戴威、张巳丁、薛鼎仍是ofo主体公司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股东。ofo表示，上述变动为子公司正常调整。
据媒体报道，张巳丁已开始独立创业，新项目是一个叫做“BLANK”的消费品牌，主要生产销售快消产品。但张巳丁予以否认。
今年5月，企查查工商信息显示，薛鼎成立北京空间共享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和处理，没有在别人的环境里，体会不到别人的感受，感同身受很多时候真的不切实际。”面对昔日创始团队成员各自创业，简妮如此感慨。
ofo还在继续运营着。2018年底，戴威因为欠款问题收到了法院的“限制消费令”。从小就是好学生的他，如今成了一名“老赖”。在吴华看来，戴威的损失不可谓不大：“毕竟赔上了自己的人生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