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司马光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除了担任北宋宰相以外，还因砸缸而家喻户晓。历史的司马光，曾经是一个“顽固派”，有些人可能会质疑：当年能聪明到去砸缸，可见此人头脑灵活，怎么会是个顽固派呢？其实，司马光的确有“顽固”的一面，但在顽固的背后，他仍然是谦谦君子？
一、误传千年的“砸缸”
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可谓童叟皆知。然而，我们却被我们误解了千年。故事大概是说，司马光和一群小伙伴在花园里玩，一个同伴掉进了水缸里，别的小朋友都去呼救，只有司马光不慌张，他拿起一块石头砸缸救人。其实，史书不是这么记载的。
《宋史》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注意，按《宋史》的说法，司马光砸的不是缸，而是瓮。在古代，缸和瓮虽然都是储水容器，和缸相比，瓮腹大口小，所以掉进去很难出来。把“瓮”误传成了“缸”其实减轻了司马光救人的难度。
聪明如司马光，他能够想出用砸缸的方式去救人，而其他的小伙伴则只知道呼救，决定一个人成就的高低的因素，往往不在于一个人所拥有的现在物质和所处的地位，而在于一个人的思维，思维才能够决定一个人将来的成就和发展。
同样司马光两者兼有，他算得上有名的官二代，父亲是当时的三司副使，世代做官的司马家可谓是物质充足，司马光完全可以白吃白喝一生不愁，但是这并不是他的初衷。或许有人说他执拗，也有人说他虚假，但是他绝不会喊出“我爸是李刚”的口号，他凭借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在六七岁就能够熟读《左氏春秋》，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因此年纪小小的司马光神童的称号便被传开，开启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可见，少年时候的司马光是十分灵活的，和大多数小孩子一样敢于尝试新的事物，而且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他没有因为常规的文化背景局限自己的思维。可是为何，成年后的司马光其所作所为会让我们觉得他就是一个老古董呢？
二、低调的潜力股
“泯然众人矣”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司马光身上，相反司马光虽然从小就有着神童之名，但是他并没有骄傲，反而和自己的父亲在“游宦”的过程之中，将自己的所学与自己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不仅仅博学强识，还能够灵活运用。很多人以为他是书呆子，那可大错特错了。知行合一在他身上完美地体现出来，年仅20岁的他就已经一举高中进士，本来以为会有所作为，但是他却低调的有点过分。《宋史》云：
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他以儒家的中庸之态处世，在官场之上处处低调，如同一颗没有光芒的珍珠。直到庆历四年的时候，25岁的司马光才开启了官场上的开挂之旅，而这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当时的枢密使——庞籍。
庞籍不仅仅是司马光父亲的好朋友，还是司马光的恩师，所以一直提携司马光，而庞籍的提携，仿佛这颗珍珠洗掉了铅华一般，变得耀眼起来，皇上对司马光也十分地欣赏，因此在皇祐三年到皇佑五年，司马光的官职一直快速提升，成为了中丞还兼任起史官来。官场上的司马光可谓是一帆风顺，虽然在朝为官，但是他的心始终和天下百姓在一起，不仅仅多次上书朝廷希望能够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且还不畏强权，对于所谓的“保守派”和一些啃老本的人表示讽刺和不屑。
“立德，修身，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圣人对于自己的标准，也是司马光对于自己的标准，或许看上去严格要求自己和批判他人的他有那么些讨厌，但是想一想为了人民，为了国家的发展，司马光有许多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
三、不孝有三，无后又怎样？
司马光可以算得上典型的儒家学子了，而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和一些经典论据都是他奉行的标准，如果说他是保守派，是顽固派，他又怎么会允许自己没有子嗣呢？孝道是儒家核心标准的一种，而司马光却犯了这个大忌。
司马光在事业上和爱情上可谓是双丰收，不仅仅在官场得意，而且情场上和自己的夫人相处得十分舒适，夫妻二人琴瑟和鸣但是婚后一直没有儿女，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标准要求自己的司马光并没有着急，倒是他的夫人十分的执着，想尽各种办法给他找美女，其中有的是夫人给的漂亮丫鬟，还有妻子买的美女，但是司马光都不看一眼，无后就无后吧，随便找一个理由打发了。或许是他固执，或许又是他的通透，他本来可以活出大多数古代男人的风流，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孤傲，成为众人之中的一股清流。
一生一世一双人多么美好的愿望，但是在那个纲常伦理的时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去呢？所以看到这里，你还会觉得司马光可恨吗？觉得他就是标准的书呆子，没有人情，不得动变通吗？即使在现代，像司马光这种有钱，有权，而且忠于婚姻的男子，不知道是多少女子的梦中情人呢！
四、王安石，我不是针对你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底线，而司马光的底线就是百姓。只要百姓过得好，随便国家怎么搞都可以，但是如果危害了百姓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就是司马光，很多人也因此把司马光列入保守派的行列之中，而王安石则是新派的代表，可谁知，司马光也曾是王安石的好友，也曾支持王安石的部分观点。
《宋史·司马光传》曾记载一件事情（节选）：
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争议不已。
意思是说，北宋中后期，国力衰微，财政吃紧，王安石提出“节俭度日”，司马光是赞同的。但在是否给百姓加赋的问题上，二人意见分歧很大。后来，王安石提出变法思想，一些激进派趁机加入王安石的阵营，想通过变法来捞取利益。司马光实在看不下去，以自己“不通财务”为由辞职，隐居多年编书去了。
王安石变法是个大工程，若要详细解说，恐怕一两篇文章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核心的观点需要说明：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富国”，但却不“富民”，例如，在执行“青苗法”的时候，王安石鼓励官府给百姓放高利贷。而以儒门学子身份自居的司马光，是赞成“富国”的，但却不赞成剥削百姓。这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分歧的本质。两人都为北宋好，但选择的路线不同，只能分道扬镳。
司马光虽然和王安石政见不同，但对王安石本人的品格，司马光还是认同的，司马光在他的《与王介甫书》中说道：
曩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
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司马光的意思是说，我和你之前讨论政务，意见不和，但我对你的倾慕之心不过没有变。
因为司马光知道：王安石也没有私心。
或许你这个时候你会说他固执，但是让他固执的是人民，他不是不知为官之道，但是他得为生命请命。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司马光或许是个顽固派，但站在北宋百姓的角度来看，司马光却是个君子。五、君子的“君”，朴实的“实”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同一年去世，司马光比王安石多活了5个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司马光仍在工作。司马光的妻子先他而去，司马光去世后，人们在他家里没有发现锦帛，没有发现金银，只有床上空荡荡地放了几本书，和一本来不及上奏的手稿。京城百姓听闻司马光去世，上万人自发前来吊唁。这袭人大部分都是贫民，司马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百姓的悠悠之口最能在证明。
司马光去世后，新旧两党之争尚未结束，并渐渐愈演愈烈。八年后，绍圣元年（1094年），新派（变法派）重新掌权，已经去世多年的司马光被剥夺名誉，新派官员认为司马光是阻碍变法的罪魁祸首，嚷嚷着要将司马光棺曝尸，还好并未执行。宋徽宗即位后，权臣蔡京为了打击异己，立了一个309人的元佑党人碑，把司马光之名刻于碑上，有一个姓常的石匠宁死不愿把司马光的名字刻在碑上，他说：
“我不懂朝廷为何立碑，我只知道，司马光正直，如果有人说他奸邪，我宁死不刻！”
光阴流转，宋朝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历史将司马光记住了，不仅仅载入了光辉的一页，而且还成为了家长育儿的典范和妻子训夫的楷模，司马光，字君实，君，是君子的“君”，实，是朴实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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