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只要提到南京大屠杀，笠原十九司是绕不开的名字。他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调查研究会，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有深入研究，著有《南京难民区的一百天》《南京事件》等十余部个人专著。
今天，是第11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听笠原十九司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寻证之路。
一、一封来信：日本士兵留下南京大屠杀实物资料
不久前，笠原十九司的一篇论文《史料发掘：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与照片——基于一个日军炮兵的阵中日记和回想录》被翻译并刊登在2024年第3期《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上，鲜为人知的史料在中国引发关注。
这篇论文的诞生源于笠原十九司收到的一封信。
来信人名叫永井元，他的父亲永井仁左右曾是侵华日军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的士兵。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永井仁左右目睹了日军屠杀俘虏的暴行。退出现役时，他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照片秘密带回日本，并根据战时所写的阵中日记整理出更为详细的回想录。
关于南京的那段经历，永井仁左右有过这样的描述：
有部队把众多俘虏赶到城墙一角，铁丝网围起来后用机枪射杀，然后再浇上汽油焚烧。
笠原十九司收到的信中，附带有6张照片复印件，其中3张为屠杀现场。
笠原十九司：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着“南京”，标注了拍摄时间是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中国士兵被日军用铁丝网围在城墙一角，随后被机枪等武器集体射杀。
收到信后，笠原十九司曾与永井元联系，到他家中亲自验证了其父亲永井仁左右留下的军队手牒、从军手帖、阵中日记、写真帖等实物资料。征得永井元同意，笠原十九司将这些照片和他父亲的阵中日记、回想录一起整理，并于2007年发表在日本的《战争责任研究》杂志上。
二、为打赢“教科书诉讼案”他走上寻证之路
早在1965年，笠原十九司就到访过中国。在南京，笠原十九司见到了一位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强奸的老人。“她来到我们面前流着泪，讲述了自己遭受的迫害，对我来说冲击很大，以前完全不知道日本军在中国做了什么。”笠原十九司回忆。
笠原十九司真正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源于其大学老师、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案”。
1952年，家永三郎负责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新日本史》因客观、公正地记述历史，对战争有真诚的反省被广泛采用。可是10年之后的1962年，日本文部省却认定《新日本史》不合格，认为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侵华战争、731部队以及冲绳岛之战的叙述，把战争写得太阴暗。
推行了10年的教科书被突然否定，家永三郎极为愤慨。1965年，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裁定。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官司一打就是32年。32年间，家永三郎提起了三次诉讼。为在法庭上支持恩师，笠原十九司走上了寻证之路。
三、“我脑海中浮现日军疯狂杀害中国民众的情景”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笠原十九司和他精通英语的夫人数十次前往美国，收集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并翻译成日文出版发行。
他一直在多方寻找两位重要人物——最早报道日军南京暴行的美国记者斯蒂尔和德丁。斯蒂尔曾在不被日军发现的情况下，拍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画面，这更让笠原十九司坚信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笠原十九司曾经三次拜访德丁，德丁的讲述让笠原十九司深切感受到战争的可怕：“日本把抓来的俘虏带到长江岸边，要集体屠杀，德丁看到了屠杀的场面。听了他所说的，我脑海里出现日军一个接一个疯狂杀害中国民众的情景，好像我也在现场一样。”
如今，斯蒂尔与德丁两位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在1937年的新闻报道和上世纪80年代接受笠原十九司采访时的记录，都成了研究那段历史的一手资料。
四、“日军把这些士兵全部赶到长江边用机枪射杀”
1984年，当家永三郎第三次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时，笠原十九司和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等人组成了南京事大屠杀调查研究会，到南京实地调查取证。
笠原十九司认为，了解南京是非常重要的，去过现场调查体验，就可以写出具体的情况。“我去了各个屠杀现场，了解南京的地理和气候。日本进攻的时候是冬天，日军也冷，他们把居民赶出去，然后杀害了居民，进民宅睡觉。”
1987年，笠原十九司和研究会成员再次来到南京，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其中一位叫陈颐鼎。南京保卫战期间，陈颐鼎担任南京卫戍军第87师第261旅旅长，曾带领精锐部队与日军血战光华门。
在1987年的访问中，他向笠原十九司详细讲述了部队撤退到下关时的情况：
当时日军攻打过来，国民党指挥部的领导者逃跑了，留下大约几十万名士兵。士兵们无法渡过长江，不断被从岸上赶来的日本兵杀死。当时，陈颐鼎用部下简单准备的木筏，提前逃了出来。
日军把这些士兵全部赶到长江边，用机枪射杀，把尸体扔进长江，这就是大屠杀。到春天的时候，尸体都腐烂了，有慈善团体来埋葬尸体。
五、“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掀起一股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逆流。到了90年代，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闹剧愈演愈烈，日本右翼甚至在美国制作广告公开宣扬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爱国华人被激怒。
1990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上刊发了一则广告，向全世界征集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一些线索开始浮现，随着大量真实史料的披露，“大屠杀”否定派的观点不攻自破。
当南京大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他自己的家用摄影机悄悄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在他拍摄的镜头中，城内到处是残垣断壁，受日军奸淫的中国妇女，被汽油烧焦的尸体，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
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明妮·魏特琳，以一己之力拯救了无数学生和惊恐的南京难民。她当年的日记中，记录了一幕幕凄惨的景象：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约翰·拉贝，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安全区内设立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26个难民收容所，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拉贝日记中记录：
“留在南京的27名西方人士以及中国民众，都对你们士兵进行的大规模抢劫、强奸和杀戮感到震惊不已。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神学院有数名妇女就在一挤满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大房间的中央被强奸。”
这些证据，都被笠原十九司收录到了他的著作《南京难民区百日》一书中，同时成了支持教科书诉讼案的有力武器。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删除教科书中有关“731部队”、南京大屠杀等4处内容的行为违法，责令对家永三郎作出国家赔偿40万日元。
六、“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只有日本人不知道，这是日本之耻”
这场诉讼的结果，使日本教科书越来越接近真相，却也让日本右翼无法容忍。1998年，日本右翼学者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通过日本展转社公开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质疑对象直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
尽管马吉影片中出现了李秀英本人和夏淑琴家中的镜头，但书中依然将她们描述为“假证人”。“夏淑琴一家9口有7人被杀，只有她和妹妹2人幸存，因此生活艰辛，没能上学。结果日本的学者说她没有学历，证言不可信，她很悲观。”笠原十九司说。
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权和中国人的尊严，李秀英、夏淑琴以损害名誉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以笠原十九司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和以渡边春己为代表的律师团为她们的诉讼提供了帮助。
2005年，东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李秀英名誉侵权案胜诉。2009年，东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夏淑琴名誉侵权案胜诉，被告赔偿原告400万日元。
胜诉改变了夏淑琴的人生观，让她对生活充满信心。笠原十九司回忆：“夏淑琴说自己到现在为止在日本遭遇冷眼，怨恨日本，但是日本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帮她做诽谤诉讼。虽然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但如果你正确理解，就可以和解，可以信赖。”
1937年发生在中国南京的那场浩劫，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但惨痛的景象始终挥之不去。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如今80岁的笠原十九司正和日本、中国、韩国的学者们做一套共同的历史教材，标题是《开启未来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是事实，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但只有日本不教，只有日本人不知道，这是日本之耻。”笠原十九司希望能告诉日本民众真正的历史和事实，“让日本的国民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真正反省，承认历史，才能构筑日中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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